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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向北方飞去。两架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随即起飞，为这架运输机护航，它们的目的地是延安。 运输机上的乘客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九名成员，他们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肩负着进驻延安、开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这九名观察组成员大都三十岁左右，面对进驻延安的使命，他们都非常兴奋。 在延安简陋的机场上，一群穿着灰色军服的人们正对着南方的天空翘首张望，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中午时分，这架美军运输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的眼中。 随后，运输机在这条群山之间的黄土跑道上顺利降落，滑行。为了给后面那两架护航的战斗机让出跑道，运输机在跑道尽头转了弯，不料，突然间，飞机的左起落架陷进了跑道边上一个坟坑里。 尽管机组成员和乘客都没有受伤，但美军观察组初次降落延安时发生的事故，似乎已经预示了什么。
观察组的职业军人和职业外交官们很快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在组长包瑞德的带领下走出飞机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在1944年跨越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把这些“中国通”们派到延安来呢？ 大约四年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日交战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海军为打破战争僵局，彻底扫清南进路途上的障碍，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了。 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也对不断开辟敌后战场，捷报频传的共产党武装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兴趣，希望与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 重庆红岩村是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设在陪都重庆的一扇窗口。四十年代初，经常到访的不仅有大后方的军政要员和各界代表，许多国际友人也都是这里的座上客。常驻重庆的周恩来以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冲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封锁，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开拓了极大的空间。 经常到访红岩村的客人中，有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出生在中国四川，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不仅让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了解。
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 但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 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同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于是他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 说到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起源，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一定要提到的，他就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 得到美国政府派遣延安观察组的明确指令后，驻华美军和美国大使馆就开始了与国民政府的协调，但蒋介石方面对美国派遣使团前往延安的建议采取阻碍与推脱的对策。一时间，美军观察组似乎还没有启程就已经搁浅了。 1944年5月，罗斯福接见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是美国总统短期内第二次在白宫接见这位毛泽东的朋友。这次谈话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
6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他是美国建国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在职官员。21日，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了，于是华莱士提出这个使团要尽早成行。 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 观察组的通行证拿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建这个小组了。史迪威将军提出，组长的人选必须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和尊重的，最好是能说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军官，五十二岁的包瑞德上校成了最佳人选并得到了最终批准。 包瑞德来自以大峡谷闻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来到中国。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多支部队任职，对外交军事都不外行。他性格幽默随和，待人宽厚。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得到了几乎所有观察组年轻成员的敬重。 观察组成员名单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约翰·谢伟思，当年三十五岁，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 抗战爆发后，谢伟思在中国大后方各地进行了多次深入考察，并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由此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器重。在美军观察组组建时，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思一致认为，由谢伟思担任观察组的政治顾问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不仅能成为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也将是一个忠实客观的记录人。 整个美军观察组由十八人组成，他们来自美国外交系统和海陆空三军，并代表了军医、情报等部门和许多技术兵种。 这十多位年轻的美国人都将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面，埃德加·斯诺等进步美国记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度报道已经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反共宣传使有些人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非常落后的。因此他们又把进驻延安看做是一次探险。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在重庆的一个庆祝活动上，观察组的海军上尉希契和陆军上尉科林见到了宋庆龄。对于这位中华民国的“国母”，美军官兵都充满了敬意。得知眼前的这两个美国年轻人是即将出发的延安观察组成员，宋庆龄向他们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并告诫他们说，不要听信任何关于延安的传言，要用一颗不抱成见的心去观察和思考。 自从接到美军延安观察组即将成行的正式通知后，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美国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的问题。会议还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担任组长的是杨尚昆。 从这之后到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一个月里，毛泽东又多次过问了接待美国观察组的准备情况，并亲自到延安机场视察安全保卫工作。 7月21日，也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启程的前一天，组长包瑞德上校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拿到了一纸正式的指令，指令详细地列出了观察组在延安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和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7月22日上午，载着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九名成员的C47运输机终于从重庆起飞，曾经的种种障碍，就像机翼下的重重山脉，被一座座甩在了身后。机上的九名观察组成员，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正飞向一片陌生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这次航行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 1944年7月22日，在那个令中美人士虚惊一场的事故之后，中共中央在机场上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然后延安军民敲锣打鼓地把美国客人们迎进了延安城。 为了修复跑道，以便观察组第二批成员能尽快到达延安，当天下午，一支部队进入机场，开始平整跑道。熟悉机场建设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也前来助阵。随后赶到的叶剑英将军在问候了观察组成员后，撸起袖子就加入了工作。这一举动让观察组的成员们备感惊讶，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不用说叶剑英这样的将军，即使是普通的营长或连长，也不可能与士兵们一起劳动。将军的举动感染了在场的美军军官们，他们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 听到新来的美国人正在帮助修机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的延安人扶老携幼，都到机场来看热闹，最后，连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四天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中为观察组成员举行了正式的晚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也参加了宴请。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人，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重要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来中国说服委员长为你们放行呢。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着向毛泽东和朱德敬酒。 谢伟思是观察组成员里中文说得最好的，他甚至能听懂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毛泽东发现，与观察组其他成员相比，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的谢伟思，显然是负有政治使命的。因此，他在席间问谢伟思道：“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还对谢伟思说，如果战争一结束观察组就撤离延安，那将会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刻。
观察组成员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他们最初的住处在延安城南关的交际处，这是延安通常用来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年轻的美国客人们对窑洞充满了新鲜感，但更令他们感到新奇的是一种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包瑞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共产党联络员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时，不要用住在远东的外国人常用的口气喊“伙计”，而要用一种合适的音调叫“招待员”。包瑞德写道：尽管来延安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伙计”一词有什么不好，但此时我觉得，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伙计”这个词是待人不平等的称呼。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状况比美军观察组的期望要高得多。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由于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林伯渠都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民主人士李鼎铭就担任了边区的代主席，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左派代表和中间派各占政府领导成员的三分之一。 包瑞德回忆说，他在国统区亲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当兵，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在边区，参加十八集团军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由于运送第一批观察组成员的飞机受到损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成员一周后才调出另一架运输机运送第二批九名成员，他们中有观察组中惟一的海军军官希契。和第一批成员一样，他们在机场上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美军观察组到齐了，各个成员按照他们预定的职责，迅速进入了角色，刚刚开始的时候，小伙子们工作经常要熬到后半夜，但包瑞德上校治军严格，他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大家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须六点半起床出操。因此，在充满朝气的延安，这十多个美国人也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许多年后，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谢伟思在这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美国人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我们认识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可以也必须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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